一个什么东西?》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“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”,只是和清帝溥义、法源寺的和尚、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……
“他是一个什么东西!”
还说“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,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,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……”
其实,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,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。
在后世,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,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,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。
但林子轩没有去。
前一年,胡拾进宫和傅义谈了半个小时。出来后被那些进步人士骂了半年的时间,成为了胡拾的一个污点,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尘。
下午的时候,鲁讯找来了为小说集《呐喊》翻译的人,这位翻译者叫做林羽堂。
林羽堂是福建人,1919年秋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文学系。
读了一年,助学金被停发了,他只好前往法国打工,后来到了德国,先在耶拿大学攻读。
1922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,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,19年获得博士学位。
同年回国,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。
鲁讯同样在女师大兼职教书,和林羽堂是学校的同事,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,便向林子轩介绍了林羽堂。
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击泰戈尔的人之一。
他曾说过:“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,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,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。”
他还认定,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,“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”。
林子轩对林羽堂没有成见,反正是鲁讯的介绍,谁翻译都可以,便和林羽堂说起翻译费用的问题。
在这个时代,版权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,大家都是进行协商,然后按照合同办事。
对于翻译者的费用,一般来说分为两种。
一种是翻译者拿稿酬,一次性付清,或者说出版社买断了翻译者的版税。
另一种是翻译者拿版税,按照书籍的销量算钱,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,如果书籍卖不出去,那翻译者就没有收入可言。
林子轩觉得这一次书籍在国外的销量不会好,才给了赛珍珠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。
在这次推介新文学丛书的过程中,林子轩只能算是中间商,他还要和外国的出版社谈判,来确定最终的版税分配。
林羽堂在西方生活过几年,读的是文学,对西方的《版权法》有所了解。
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,而是选择版税。
并且觉得应该由他自己和国外的出版社来谈版税,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轩,以为林子轩和国外的出版社有勾结。
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,他宁愿付一笔高额的翻译稿酬,也不愿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。
虽然两人都姓林,但他对林羽堂的感觉不怎么好。
这一次会面谈的不太顺利。
他不能指责林羽堂的要求,这毕竟是正当要求,问题是国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谈。
林子轩不想让林羽堂和国外的出版社接触,越发被林羽堂认定其中有猫腻,并暗示鲁讯这人不靠谱。
加上鲁讯对于出版的顾虑,这件事暂时就搁置了。
林子轩记得最终鲁讯和林羽堂同样决裂了,并且到了在公共场合互相对骂的程度。
在鲁讯去世前,曾留下一段话,很能说明鲁讯的性格。
“只还记得在发热时,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,往往有一种仪式,是请别人宽恕,自己也宽恕了别人。我的怨敌可谓多矣,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,怎么回答呢?我想了一想,决定的是:让他们怨恨去,我也一个都不宽恕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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