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业,分拆为四份:三兄弟各占一份。周母占一份。这一份作为供周母养老送终的费用。
周海英控诉周作仁的是在鲁讯过世后,周作仁把八道湾宅子的户头从鲁讯改成了周作仁,并且有段时间没有担负起周母的抚养费。
周作仁每个月给周母的生活费是50块,周海英认为以周作仁的收入来说太少了。
这和后世一家人争房产闹的不可开交的事情何其相似,只是因为发生在周氏兄弟这种名人家中才显得格外的引人关注。
林子轩对周氏兄弟的家事兴趣不大,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看热闹罢了。
1924年4月25日,他来到八道湾11号。
周作仁穿着日本和服出来迎接,和他一起的还有《晨报副刊》的主编孙福园。
孙福园1921年北大毕业后一直主持《晨报》副刊的编辑工作,人称“副刊大王”。
在主持晨报副刊时,鲁讯的《阿q正传》即在该报首次连载。
还发表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、周作人的《自己的园地》等许多后来被熟知的作品。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。
可以说,《晨报副刊》实际成为新文化的一处宣传阵地。
他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不错,对鲁讯尤为敬重,把鲁讯当成自己的导师。
当然,他后来和鲁讯决裂了,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
林子轩的那篇《中国的礼仪在哪里?》就是孙福园刊发的,作为对陈独绣等人的反击。
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赞成泰戈尔访华,中国不少新文学作家都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,不少青年人也欢迎泰戈尔的到来,只有受到陈独绣影响的青年才会反对泰戈尔。
所以,北平的很多文学刊物都不会刊登陈独绣等人的文章。
陈独绣的文章大多刊载在上海的报刊上,而且是非文学的报刊。
泰戈尔到中国访问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,既是媒体追逐的中心,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,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。
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。
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,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,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,批判西方文化,难道就能导致中国亡国么?
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,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,是对泰戈尔的误读。
然而,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,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。
他在《泰戈尔与金钱主义》一文中又借“北京有人说他”的话,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“是一个政客,不是诗人”。
“泰戈尔的和平运动,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、服从、牺牲,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。”
其实,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,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,他是一个爱国者。
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,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,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“帝国主义的说客”。
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。
在谈论中,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,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,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,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。
他穿着和服,坐在地板上,喝着茶,声音不高,说着北平文坛的故事,一派名士风范。
这一年,周作仁三十九岁。
谁也不曾想到,二十年后,他会被当成文化汉奸关押坐牢,被判10年有期徒刑。
人生的起伏转折大抵如此,一步走错,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污点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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